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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8日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张铁志（腾讯·大家专栏作家，台湾政治与文化评论家）
谁都听过“Stay hungry. Stay foolish.”这句话，许多人都以为那是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说的。
然而，乔布斯在那场斯坦福大学演讲中是这样说的：
“当我年轻时，有一本很棒的刊物叫《全球型录》（编注：Whole Earth Catalogue，也译《地球概览》），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的圣经。它的创办人叫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他就住在离这不远的门洛公园，他的诗意与才气创造了这份刊物。那是在1960年代末期，个人计算机和桌面排版还没出现，排版全靠打字机、剪刀和宝丽来相机。这份刊物像是纸上的google，却比google早了三十五年：它怀有理想主义地介绍了大量实用工具和一流观念……他们出版的最后一期是在1970年代中期，那时我像你们现在这么大，那期的封底照片是一张清晨的乡间公路，是喜欢乘车冒险的人常会见到的风景，照片下是一行字：Stay hungry. Stay foolish。这成为他们停刊的告别语。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期许。”
其实，布兰德和《全球型录》不只影响了乔布斯，更把嬉皮文化的梦想、把科技的解放潜力带入早期计算机工程师和网络文化先行者的世界，启发他们对于一个数字美丽新世界的想象，即使这个世界，我们现在的世界，其实并不那么美丽……
1.
Stewart Brand
年轻的布兰德热爱新鲜的事物，寻找自由与解放。1960年代初期，他在东岸参与了先锋媒体艺术组织USCO（The Company of US），这个团体擅长使用声音和影像的多媒体技术，但他们又对东方神秘着主义有兴趣，会将“现场艺术”（happening）转变为一种技术与神秘社群的迷幻庆典，例如人们会坐在地板上燃香吸烟，听着各种声音片段，看着诡异的彩色投影在墙上。
他们在1964年到1966年最活跃，正好成为迷幻时代的先锋。那时布兰德算是他们的边缘成员，不时担任他们的摄影师。不论是USCO或布兰德，当时都深受麦克鲁汉的科技与媒体理论所影响，相信科技是社会变革的工具。“USCO建造多媒体环境时，他们希望观众感受到个人知觉融入了电子媒体的神经系统中”。[1]
在西岸，因为小说《飞越杜鹃窝》（1962）而成名的作家肯克西（Ken Kesey），正组织一个叫做“欢闹一族”（Merry Pranksters）的团体，他们将一台旧校车进行迷幻彩绘，开到四处推广进行迷幻药体验（Acid Test）。他们是嬉皮的原型：因为他们既推崇迷幻药作为一种超越身心性灵的新体验，也实践一种公社生活方式。
布兰德在1960年代中期加入了他们，并且把USCO多媒体技术结合起欢闹一族的迷幻风格，在1966年和克西一起举办了“迷幻之旅祭典”（Trips Festival）。现场有两个乐队演出：感恩至死（Grateful Dead）和由Janis Joplin担任主唱的Big Brother & the Holding Company——他们很快会成为迷幻摇滚的代表性乐队。这场活动成为嬉皮文化的关键性事件，也让斯图尔特·布兰德从边缘人物成为一个新场景的推手。
布兰德不是一个只是高唱爱与和平、头上戴着花的嬉皮，他对科技在社会的角色，对于世界的真实样貌有着浓厚的兴趣。
在1965年时，他就在路上戴着一顶黑色高帽、穿一个三明治纸板上面写着：“为什么我们还没看到整个地球的照片（Why haven't we seen a photograph of the whole Earth yet?'）”，并会在从西岸的柏克莱大学到东岸的MIT等大学门口卖起写着这个字的徽章，要求NASA公布地球全景图。
斯图尔特·布兰德，1965
如果我们能看到地球的全貌，会对世界有整全的了解，他如此相信。
1967年，NASA终于公布了由卫星空拍的地球图。
地球的第一张彩色照片，曾刊于《全球型录》的创刊号
也是那一天的夏天，在旧金山的“爱之夏”，嬉皮文化达到了高潮，却也开始崩坏。一切变得更加混乱、失序，失去了最初的纯真。许多人离开了旧金山，到不同的乡村组成公社，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据统计，在1967年到1972年间有成千上万个公社成立。
布兰德想到这些公社的创建者会需要很多生活用品，因此和妻子印了一份涵盖一百二十种商品、六页的油印纸型录，在1968年七月开着一台小货车到各地公社去卖。生意很好。
秋天，他把这主意变成了一本正式的刊物，出版了第一期的《全球型录》（Whole Earth Catalogue）。
2.
《全球型录》创刊号的封面是布兰德渴望已久的一张照片：NASA从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而在刊名下面有一行字：access to tools/工具的管道。这张照片和照句话看似无关，但构成了《全球型录》的主要精神。
这本型录提供是一个人要理解世界和建立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用品和知识，全本刊物分成七大部分：理解完整的系统、房屋和土地利用、工业和手工艺、通讯、小区、游牧和学习。第一部分“理解完整的系统”是一份书单，包括影响他甚深的麦克鲁汉、巴克敏斯特·富勒，和“忧郁的热带”、“道德经”等经典著作。每一个物品、每一本书，都附有推荐评语。
上图均为《全球型录》内页图片
结果是，第一期就卖了将近上百万册。他另外开了一家实体店面来贩卖型录中提到的东西。
《全球型录》的创刊号只有六十一页，此后每期不是换掉前一期内容，而是增加合适的商品和内容，到1971年的《最后的全球型录》厚达448页，有1072种商品[2]。六本正刊之外，他还出版了数本“增刊”。
1972年，《全球型录》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出版界的最高奖项。
但《全球型录》不是书，不是杂志，也不是传统的商品目录，而是一种新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主张。他们一方面倡议一种人们高度凝聚的公社生活，另方面也推动人们利用工具来追求自己的需求与幸福——用现在的话说，一种“maker”的哲学。
在第一期序言中他写道：“一种属于个人的、私人的力量正在崛起——个人运用自己的力量自我管理教育、获得启迪、形塑自己的环境，并将他的经历与同好分享。《全球型录》寻找并推广有助于这个过程的工具。”
《全球型录》首期序言
围绕着《全球型录》形成了一个社群，他们不只是读者或购买者，也是物品的推荐者和评论者，这是前网络时代的网络论坛。而且参与者除了公社中的前嬉皮，还有硅谷正在崛起的科技族群。或者说，许多早期的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都是LSD迷幻药的粉丝或者是向往公社生活的长发嬉皮们。
可以说，《全球型录》把嬉皮文化中对社群共同体、对个人自由的想象，带入新兴科技的硅谷。
3.
事实上，在那之前的六十年代，计算机和科技被视为巨大体制和无人性机器的象征。
1964年柏克莱大学学生进行了一场六十年代反抗史上关键的言论自由抗争运动。抗议学生们将空白的计算机卡片挂在脖子上，上面有打洞的文字“FSM”（是free speech movement/言论自由运动的缩写）。运动领导人马里奥萨维奇说，“在加州大学，你不过是一张IBM卡片。”（那时计算机是以分批的打孔卡片处理信息。）
这是彼时反叛青年们的主流意见。对他们来说，计算机和科技是工业化社会的新阶段，是理性化思维的最高象征，其结果是高度集权的技术官僚取代了民主讨论，体制的运作逻辑削弱了个人的能动性。就在柏克莱大学抗争的同年，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学者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出版了一本影响力深远的的著作《单向度的人》。他认为科学技术在现代工业社会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成为另一种极权体制，人被剥除了自由和创造力，只成为一个单向度的人。
虽然来自嬉皮社群，但是布兰德并不是一个反科技的人，反而是对科技的作用充满兴趣。《全球型录》是最早肯定科技作为改善人类生活，解放个人创造力的媒体。例如，他在第一期就介绍了很早期的桌面计算机，HP的9100A Calculator（当时一台要四千九百美金），这台计算机就是在1968年诞生的。
《全球型录》第一期对9100A Calculator的介绍
布兰德说，“我发现计算机比药物更能扩张我们的意识。”
尤其《全球型录》办公室当时就在湾区，当时一些对个人计算机发展最有影响力的组织都是在全球型录办公室附近，且都是他们的订户，如斯坦福研究中心下的增益研究中心 （ARC） 和全录的帕罗阿尔托研究中心（Xerox's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简称PARC）（这个中心被认为发明了第一台个人计算机），或者是一个计算机玩家组成的“人民计算机公司”（People's Computer Company ），布兰德经常在这些中心和小区走动。
《全球型录》把世界重新概念化为一种信息的网络对于当时的计算机科学家启发很大。PARC的核心计算机科学家Alan Kay说，他们在《全球型录》上看到一种组织信息的方式、一种超链结信息系统，“我们认为《全球型录》是因特网未来面貌的纸上版本。”
另一方面，布兰德也受到当时各种新发展所启发。就在《全球型录》第一期出现的1968年，计算机科学家Douglas Engelbart（他是鼠标的发明人）在一个会议上首次展示了我们现在熟悉的鼠标/键盘/屏幕的结合的计算机系统，现场三千人都震撼了。这个事件被称为“The Mother of all Demos”，而布兰德就在现场担任录像摄影。Engelbart很早就相信未来计算机可以让人们分享观念和解决问题，而当时多数计算机科学家都没有这么想。
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正好是个人计算机开始崛起发展的年代，同一时期的《全球型录》可以说和这个社群、和这个新崛起的科技力量彼此启发。
《全球型录》之外，布兰德也在其他地方写作推动这些不同文化的连结。1972年，也是诞生于旧金山的《滚石》杂志（1967年创办）邀请布兰德报导湾区的新兴计算机研究风潮，布兰德和年轻的摄影师安妮·莱柏维兹（如今是世上最有名的摄影师之一）前往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研究室和PARC等地方报导他们正在进行的一场“太空大战”电动游戏竞赛，结果产生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太空大战：计算机狂的狂热生活与象征性死亡》（Spacewar: Fanatic Life and Symbolic Death Among the Computer Bums）。
这些研究者在文章中被描绘为反文化的先锋，说他们是不法之徒，因为工程师会不断打破规则。他们具有建立一个新社群的梦想，相信计算机可以带来个人自由，甚至可以说是“欢闹一族”的高科技版，只是如今计算机取代了LSD。被报导的计算机和程序设计师们和其他人看到了自己的“酷”，爱上他们被描述出来的愿景[3]。
《全球型录》结束后，布兰德游荡过一阵，但就在1983年《时代杂志》把个人计算机当作“年度机器”时，布兰德正和他人合办一本《全球软件型录》。
1983年《时代杂志》把个人计算机当作“年度机器”
1984年，他和新认识的作者凯文·凯利举办了第一届黑客大会，一年之后，布兰德和计算机创业家Larry Brilliant创办了WELL，这是一种电传会议系统，用户可以拨接进入中央计算机，输入讯息给彼此，这可以说是《全球型录》的在线版，也是那之后十年最有影响力的在线讨论社群。
当然，那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不论是个人计算机或者即将而来的网络时代，乃至二十一世纪初期的社交媒体。数位时代的开拓者们确实是抱持着嬉皮文化的梦想。
在1995年《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的特别专题“欢迎来到网络空间”中，布兰德写了一篇文章《一切都要归功于嬉皮》（本文开头引言即出自此文）说：“反文化对集中权威的蔑视对于去中心化的网络和整个个人计算机革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基础。”
布兰德和《全球型录》无疑是将嬉皮文化带入网络文化最重要的引路人。只不过，那个曾经美丽的乌托邦如今却可能变成一个反乌托邦，一张邪恶的“黑镜”：自由平等的网络世界被科技寡头（如脸书）垄断，开放的社群成为企业盈利的工具；我们随时都被科技老大哥关注，我们看似更紧密连结但却更为孤独。
历史绕了一圈，布兰德曾经推动的网络文化革命似乎遭到反革命。科技巨灵再一次可能主宰这世界。
2010年的斯图尔特·布兰德
注：
[1] 引自《寻找新乐园》(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2] 1971年六月，在出版了最后一期后，布兰德举办了一个庆祝全球型录之死（demise）的派对，总共有五百多人参加。他拿出全球型录剩下的两万多美元，请大家提出建议该如何使用这笔钱。
[3] 引自《寻找新乐园》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