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8日 来源:新京报
年龄是她最敏感的话题,她不许别人提及。其他关于她的一切,虚虚实实。她号称自己没有固定住所,流浪到哪里,就混迹于哪里酒吧、网吧。她从不提及自己所做的事。
▲罗妹姑在网吧抽烟、打游戏。新京报记者王昱倩 摄
新京报记者 王昱倩 编辑 陈晓舒 赵凯迪 校对 刘军
2019年12月26日,四川省宜宾市一间迪吧内,罗妹姑站在舞池里,挥舞着荧光棒,与周围的成年人们一起喊叫、狂欢。14岁的她是这里的常客。
她还是一名惯偷,在全国各地流浪作案。因她不满16周岁,每次被抓住,警方只能撤案,将她转交给当地救助站,再由救助站转送到宜宾叙州区双龙镇红旗村的老家。
但很快,她又会逃走。近四年来,全国各地的救助机构救助过她130多次,家庭、学校、警察、政府都拿她没办法。
叙州区政府为了救助她下了不少功夫——召开专题会议,制定救助帮扶工作方案,由一名副区长任组长,六七个部门联动配合。一年前,他们把罗妹姑送进了工读学校,对她进行改造。
但在工读学校里,罗妹姑吞石子、羽毛、纽扣,引发了胃出血,被送往遂宁市中心医院。
2019年4月10日凌晨1点,罗妹姑趁看护人员熟睡,打开手铐,拿上看护人的手机,溜出医院,消失在雨幕中。
政府的找寻小组迅速行动,调取了医院的监控录像。视频中,罗妹姑用塑料袋蒙着头,瘦小的身影在楼道一闪,快速转进监控盲区。
“她真的让我们很头疼”
2019年12月26日,迪吧的灯光打在罗妹姑的身上——一身破旧的黑棉衣、牛仔裤、松糕鞋,她一边跳舞,一边拍抖音视频,镜头里,她一头短发、皮肤白皙,涂着蓝紫色的眼影,抹了唇膏,并不像一个14岁的少女。
从舞池出来,她对记者说,要找闺蜜借钱去。两个小时后,她返回迪吧,身上多了一个装满现金的钱包和一部苹果手机。
▲罗妹姑在space酒吧。新京报记者王昱倩 摄
她打开手机里的微信,头像是老年人爱用的“荷花”,群聊也多是麻将群、姑舅姨亲人群。她给通讯录的人逐一发消息,“你有50元钱吗?”
“这些钱物是不是偷来的?”记者问。
“我怎么就不能用老年人的头像了?”然后转身走开,不愿再谈论。
她喊来服务员,点了一个卡座,消费了一个价值1280元的豪华套餐。
从酒吧出来已是凌晨,罗妹姑身无分文。她返回家又翻找出几部手机,带着它们去宜宾市区卖掉,得了900元钱。
有手机店主质疑她,“你是不是经常在附近卖手机?为什么总忘记密码?是否成年。”罗妹姑便掏出一张身份证,身份证的主人是出生于1994年的四川蓬安女孩杨某。
但叙州区政府提供的信息显示,罗妹姑,出生于2005年3月,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双龙镇红旗村人。
年龄是她最敏感的话题,她不许别人提及。其他关于她的一切,虚虚实实。她号称自己没有固定住所,流浪到哪里,就混迹于哪里酒吧、网吧。她从不提及自己所做的事。双龙镇派出所所长刘宇告诉新京报记者,罗妹姑是惯偷,在外活动通常使用偷来的身份证和手机。
“偷到16岁就不偷了。”她说,根据刑法规定,她未满16周岁,盗窃不承担刑事责任,警方只能一次次撤案。
最近一次大的盗窃案发生在2019年8月27日。在宜宾市翠屏区宜宾东街——老城区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罗妹姑闯进一家借贷公司,趁着加班的几个员工未发觉,迅速搜索了财务室的十余个抽屉,又从对面办公室里拿走了多张银行卡、信用卡、社保卡和一部苹果手机,涉案金额达十几万元。
▲罗妹姑在翠屏区南广镇和平村偷盗被村民抓住。 新京报记者王昱倩 摄
失窃员工李某调出监控,摄像头将罗妹姑的脸拍得一清二楚。通过对被盗的手机定位,李某依次追到网吧、歌厅和餐馆,最终逮到罗妹姑。
但此时卡里已经被转移六七万元——罗妹姑买了一套新衣服,又在一家歌厅消费7000余元,还叫了一名男性陪侍人员,以及请所有的女服务员洗脚。
刘宇对新京报记者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能迅速出警,在钱花出去之前,找到罗妹姑,要求返还钱物,尽量减少受害人的损失。罗妹姑的家里并没有赔偿能力。”
李某和同事逮住罗妹姑后,将其扭送到派出所。和往常一样,警方还是只能撤案,罗妹姑被转送回老家。
“她真的让我们很头疼。”宜宾市公安局翠屏分局的一名内部人士对新京报记者说。
“飞人”罗妹姑
罗妹姑五六岁时就有了偷窃的毛病。
在她老家双龙镇红旗村,一位邻居说,有一次,他们在家看电视,只见一个影子闪过,罗妹姑溜到阁楼上,偷了二三十个硬币,下楼时被抓个正着。另一个邻居说,有一次罗妹姑为了偷钱,在床底下从下午3时潜伏到凌晨5时,被发现时裤子都尿湿了。邻居们还说,她时常偷鸡、剩饭以及旧衣物。
“她在学生寝室偷东西,被我逮到的就有两次。”罗妹姑的小学校长告诉新京报记者。
校长对罗妹姑印象深刻,她成绩每次都是倒数第一;从一年级起,就经常朝别人吐口水,说脏话;进男厕所、拉扯男同学的裤子;上课会突然大声尖叫,随意离开座位。
后来,罗妹姑频繁在教室、宿舍和学校周边的住户处偷东西,老师每次教育她,罗妹姑就摆出一副置之不理的样子。校长说,“所有的任课老师、班主任、教导主任,都在这个学生身上伤透了脑筋,花费了很多功夫,全都无济于事。”
连家里人都不得不防着罗妹姑。2016年,堂嫂带着罗妹姑去浙江,晚上落脚在一家旅馆,准备第二天赶车。为了提防罗妹姑,他们将随身携带的5000元藏在枕头下,守到凌晨5点才实在忍不住睡了一会儿。醒来后,罗妹姑和钱都不翼而飞。
六个小时后,堂嫂在大巴车上偶遇了罗妹姑,钱已经花得只剩下1000元了。“她染了头发,换了套新衣服,脸上化了妆。起初一个劲儿装作不认识我们,扭过头去躲闪。”
▲罗妹姑经常在宜宾老城最繁华的街道东街偷盗。新京报记者 王昱倩 摄
罗妹姑稍大一点,爷爷罗天银就警告孙女,“镇上是我喝茶的地方,我也是个有脸面的人物。”
她便不再在自家镇上偷盗。刘宇告诉新京报记者,涉及罗妹姑的警情,其辖区内每年大概有10余起。主要集中在外地,他们时常接到来自各地警方的询问电话。
翠屏区南广镇和平村成了罗妹姑经常光顾的地方。被她偷过的多家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早晨她被派出所释放后,中午又来大摇大摆偷窃。
一名村民描述,罗妹姑被他们当场逮住,扭送到派出所。“她一点也不害怕。”
“我为什么要害怕警察,我又没犯法。”罗妹姑告诉新京报记者。
连医院罗妹姑也不放过。宜宾市叙州区救助站站长翁垠出示的救助登记表显示,有几次,罗妹姑被送到救助站,就是因为在医院盗窃。红旗村支书蔡小燕对新京报记者说,罗妹姑对她讲过,有一个病人钱包里有2万元,她只拿了1万。“怕他没钱看病。”
去年12月底,罗天银住院。罗妹姑得知爷爷病情后,连夜从安徽包车赶到宜宾。她在病床前陪了三天,期间顺走了一名病人的50块钱。
罗妹姑被扭送至派出所,只还了30块。民警主持调解时,她解释道,“我不是故意干偷摸的事,我得维持自己的生计。”
渐渐地,罗妹姑有了个外号,她被称为“飞人”、“天上人”,即无法无天、无人能管的人。
▲罗妹姑被送往宜宾市叙州区救助站。受访者供图
“我的故事很简单,也很残忍”
罗妹姑成长在双龙镇红旗村的大山深处,去年4月,村路修通之前,到村委会要徒步将近三个小时。
她不喜欢农村,走山路的时候,她得大声开着手机音响,再拍几段快手视频,这样才不觉得苦,也不会害怕。她在泥路上“蹦迪”,“城里人特别爱看这种视频,点赞的很多。”
她说自己的成长故事“很简单,也很残忍”,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管我”。
父母在浙江务工时相识,没结婚就生下了罗妹姑。不满两岁时,父母分手,母亲带着小女儿离开,将罗妹姑留给父亲罗兴华,从此杳无音信。罗妹姑只知道母亲名字谐音叫“漆树香”,是郑州人。
罗兴华不愿抚养她,爷爷罗天银建议将孩子直接送到孤儿院。罗天银回忆,两岁时,罗妹姑被人贩子拐到安徽高客站,派出所给他打电话,他没去,最后,还是民警把孩子送了回来。
之后,罗妹姑被过继给其幺爹一家,因为按照农村迷信,认一名义女,有望怀上孩子。这让两岁的罗妹姑短暂地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幺妈对她很好。但不到一年,幺妈因宫外孕大出血去世。
罗妹姑的家又没了,她回到爷爷罗天银身边。红旗村多名村民都说,罗天银整日去镇上喝茶、闲逛,根本不管罗妹姑。每次有人说罗妹姑偷窃,他还护短,生气地反驳。但罗天银对新京报记者称,他劝过孙女,但没有作用。
▲罗妹姑从小和罗天银居住的房屋内景。新京报记者 王昱倩 摄
在罗妹姑5、6岁那年,父亲罗兴华回来了。
父亲的管教方式就是暴打。他会用皮带抽罗妹姑,邻居们记得,小姑娘的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有一年的除夕夜,邻居发觉家里一筐鸡蛋碎了,怀疑是罗妹姑偷的。凌晨5点,父亲从床底下找到她,拽出来一顿暴打。
“她爸爸曾把火钳往她身上戳。”一个亲戚记得,她还见过罗兴华把罗妹姑捆住,像处刑一样殴打。
在罗天银印象中,打得最狠的一次是2011年冬天。罗兴华找来拴狗的铁链,将女儿拴在门外,再用细铁丝将她的手腕缠住。吃饭、睡觉都在豆秆上,不能进屋,持续了一星期有余。罗天银说,他在屋内不时听到孙女的抽泣、呻吟声。
罗天银看不下去,于是拿尖嘴钳慢慢拨开细铁丝,私自放了孙女。罗妹姑的手臂全肿了,他就拿药酒抹上,“她哭着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罗妹姑害怕又讨厌父亲。有时她会抓来有毒的蚂蚁,放在父亲的被窝里。“有一次,她爸爸被蚂蚁咬了,还送到医院急救。”一名亲戚回忆。
两人形同陌路。罗兴华生气了便说,“我只当没有这个女儿。”罗妹姑回答,“我也没有这个父亲。”
2011年前后,罗兴华已经放弃管教罗妹姑了。后来,他将6岁的女孩留给爷爷,只身返回浙江打工,此后再没回过宜宾老家。
至今,罗妹姑提起父亲仍有满腔怨气:“他现在消失了,家里人没人能联系上他。我想去法院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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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多次救助
家里没人能管住她,学校老师也同样无能为力。罗天银和学校达成了协议:校门里面的事,学校负责;出了校门,家长负责,罗天银每天到校门口接送。
但这样的“严防死守”也没能盯住罗妹姑。2016年上半年的一天,罗天银在学校的保卫室等,罗妹姑在楼梯上看见爷爷,翻围墙跑了。
那次之后,罗妹姑再也没有去上学。当时她刚上小学四年级。
罗天银回忆,逃跑后的一个星期,罗妹姑打来电话,称自己身处一百公里之外的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西宁镇。由于两天没饭吃,她饿昏在一面院墙下的草坪上,被村民王某带回家。
罗天银有意让王某收养罗妹姑,一份双龙镇政府提供的罗妹姑入学状态的说明显示,王某曾试图带罗妹姑到雷波县继续上学,但罗妹姑没有去。王某想出钱开一家烤洋芋的摊铺,送给罗妹姑经营。但没多久,罗妹姑又不愿意干了,于是不了了之。
罗妹姑又回到了社会,开始四处流浪。
她依靠盗窃维持生计。每次“攒”够一笔钱,就出门流浪。罗妹姑向新京报记者解释,她每次出走都是寻找母亲和妹妹。她曾去郑州的派出所一次次询问母亲的下落,但是查无此人。
期间,罗妹姑也打过一些零工,在KTV包房做“公主”推销酒水,还兼职送过外卖。“我8岁就会骑电瓶车了。”
罗天银说,孙女胆大,第一次溜到外面是五岁时——被父亲毒打之后,罗妹姑坐上大巴车,打算到自贡市找姑姑。途中突发急性阑尾炎,被送往医院。当时,医院让罗天银过去一趟,但他以没有路费为由拒绝。
▲罗妹姑在回家的泥路上蹦迪。新京报记者王昱倩 摄
罗妹姑伤口缝了九针。术后,派出所将罗妹姑送了回来。
这是罗妹姑第一次和派出所、救助站打交道。罗天银告诉新京报记者,她现在已经去过四川、重庆、安徽、云南、浙江、陕西、湖南、湖北、南京、天津、北京等地。“我告诉她,只有两个地方不能去——新疆的沙漠地带、黑龙江的极寒之地。我支持她到处跑,只要她能去得了。”
宜宾市救助站的电脑数据显示,近四年来,全国各地救助机构,救助过她130多次。
每次罗妹姑用偷来的手机报平安,罗天银总是问她在哪里,身边有什么人,“我对她说,不管走到哪里,一定给我打电话。我的号码永远不会换。”罗天银在家里的墙上、本子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孙女来电的时间、地点。他将罗妹姑的衣物、课本小心翼翼地收好,期待着“总有一天,她会回来继续生活。”
罗天银也告诉罗妹姑,如果遇到困难就主动找派出所、救助站。于是,在外地没钱吃饭了、想回家了,她会主动寻求帮助。
刘宇说,他们每次将罗妹姑带到派出所询问,她总是沉默、不理睬,自顾自看手机。收走她的手机后,罗妹姑从包里又掏出一部手机玩。
派出所会将罗妹姑移交给救助站,按照规定,她要在救助站住满七天,才能送回家。但她从来都不肯配合,会拿着车票逃跑,也会躲起来。有一次,为示反抗,罗妹姑爬到树上不下来。民警打电话寻求罗天银的帮助,罗天银说,“请你们朝树上打几枪她就下来了。”无奈之下,派出所放弃了管控。
翁垠告诉新京报记者,每次护送罗妹姑回双龙镇,都是派专车,配备一名驾驶员,三名护送人员。“我在车上试图和她交流,她就把手机音乐开得很大声,也不搭理我。”
有时候,罗妹姑是因偷窃被警方强制送回家。罗天银还没有签完字,罗妹姑就再次跑了。“警车在前面离开,她坐班车从后面走。”罗天银说。
去年4月的一天,凌晨2时,罗天银接到了昭通一酒吧老板的电话,称罗妹姑喝醉酒,将手机、包摔了。酒吧要关门了,希望他过来接一下,否则只能扔她到门外。罗天银回答,“我过不去,请你们把罗妹姑交给派出所。你们要是扔出去,人死了我管不着。”
“我说她是公检法的‘家人’,一点也不为过。是派出所惯坏了她。有时候,派出所还是得拿出点‘王法’来,把我孙女管住了。”罗天银对新京报记者说。
▲罗妹姑赤脚走泥路回到家中。新京报记者 王昱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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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已经成为政府的重中之重”
派出所为此伤透了脑筋。所长刘宇说,他们也讨论过,能否立案追究罗妹姑父亲的法律责任。但这样处理,是否能达到一定的社会效果?
警方也曾与罗兴华谈心。罗兴华说,不是他不管,而是管不了。“他说愿意接受我们的处理,但他确实管不了。”
2018年12月28日,叙州区政府为了罗妹姑召开了专题会议,制定了救助帮扶的工作方案。方案显示,对她的帮扶领导小组由一名副区长任组长,成员有公安、教育、卫生、关工委、新闻办以及双龙镇的相关负责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区民政局。
方案要求“各单位密切协作,在政策范围内为她提供最大救助帮扶,确保其能迅速回归正常生活”。具体措施涉及返校读书、心理帮扶、亲情关爱、争取救助基金等多个方面。
叙州区民政局党委副书记刘益对新京报记者说,目前罗妹姑已经成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重中之重,区级层面的专门会议至少召开过五次。
2019年1月20日凌晨1时,在云南省昭通市的一间网吧,罗妹姑看到双龙镇派出所所长刘宇等人,显然有些吃惊,“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警方为了她,动用了特殊手段,才确定了她的大概位置——昭通市盐津县,又在当地派出所、救助站的协助下,历经3天多,到处走访,以缩小范围。
“她有反侦查意识,很了解警方的常规手段。像这样一次次地找她,且不说耗费的警力、财力,作用却不大。”刘宇对新京报记者说。
当天,罗妹姑从昭通被带回宜宾,暂时安置在叙州区救助站。该救助站的护工对新京报记者说,“我们两人全天陪护,同吃同睡。”
▲救助罗妹姑的叙州区救助站。新京报记者 王昱倩 摄
政府的工作人员劝说她,进入一所全封闭式的工读学校——遂宁市第十五中学。罗妹姑不同意,她大声喊叫、踢门,脾气暴躁,强烈要求离开。
刘益劝道,你即将年满16岁,需要掌握一门工作技能。罗妹姑问,在工读学校呆满一年,能否去卫校?刘益告诉她,卫校要求至少初中的理论知识。
第二天,罗妹姑正式到遂宁入学。一进去,便被没收了手机,她哭着反驳,“我进去一星期,还得出来。”学校老师训斥道,“你都进来了,脾气压着点,进来都是改造的,比你脾气坏的多得很。”
一个月后,罗妹姑过生日,刘益等人前去探望。“她高兴地笑,向我们鞠躬、感谢。”刘益告诉新京报记者,当天,罗妹姑还与爷爷视频通话。
▲罗妹姑生日时,叙州区教育、民政、公安等工作人员前往工读学校探望。受访者供图
2019年3月24日,罗妹姑由于尿路感染,疑似肾病,被送往遂宁市中医院。刘益等人从工读学校处得知,在校期间,罗妹姑吞石子、羽毛、纽扣,引发了胃出血;经常大、小便失禁,尿床、尿裤子。
被送往医院后,镇政府自费请了两名女护工、两名保安公司人员轮流看护。但是,罗妹姑并不配合。“我劝她,她就说她已经养成习惯(偷东西)了,习惯不了正常的生活。”红旗村支书蔡小燕说。
罗妹姑还借上厕所之机,拔掉留置针,喝自己的血,出来后假装吐血。使得医生多次检查,也发现不了病因。
住院20余天后,经过精心策划,罗妹姑又跑了。刘益等人通过查看监控发现,趁着看护人员正在熟睡。罗妹姑悄悄打开手铐,拿上看护人的手机,用塑料袋蒙着头,身影快速转进监控盲区溜出医院。
罗天银很生气,责问孙女为什么逃跑?罗妹姑回答,“你没去过(遂宁市第十五中学),你不晓得,那里是个劳改教育所。”
双龙镇民政办主任吴云强说,工读学校已经态度坚决地告诉他们,等这次罗妹姑出院后,学校将不再重新接收。“我们虽然多次沟通,但学校称能力有限,无法管教她,请我们另寻他处。”
吴云强还告诉新京报记者,包括学费、医疗费、护理费及住院生活费,此次将罗妹姑送往工读学校,总共花费镇政府23783元。
“可以拥抱下我吗?”
罗妹姑再次回到了社会上,一如往常地偷盗。
2019年12月28日,新京报记者给罗妹姑念有关她的新闻,一条评论写着:“都是她爸爸妈妈的错。” 罗妹姑指着这条评论,“我赞同这句话。”
她想和新京报记者一起离开宜宾,最终因为路费不够,决定不走了。分别前,她请记者帮忙在纸上写一句话,“小姐姐,小哥哥们,可以拥抱下我吗?我的心情很低落。”
她戴着口罩、眼罩,举着这张纸,孤零零站到大街上。四十分钟过后,罗妹姑还是一动不动站在那里,等着别人拥抱她,身躯又矮又弱。
“作为公职人员,我们无法给她亲情,她不认可我们。”刘益对新京报记者说,“父母生而不育,像这样把孩子丢给政府,我们真的有心无力。”
▲罗妹姑在街头求拥抱。新京报记者 王昱倩 摄
他们试图继续劝说罗妹姑的父亲,加强法律教育,明确抚养责任。但拨打电话过去,已成了空号。
“她在家庭、教育等诸多方面已经失控,没有一定的时间,很难恢复这种控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说, “目前很难用刑法惩治罗妹姑,治安处罚法的管制效力短,她将很快再回到社会。现在只有动员更广泛的社会力量、更专业的机构贴身管束。”
刘益说,下一步的帮扶工作,还是希望她的父母能站出来配合。政府在她的身上承担了高昂的成本和精力,但这些在罗妹姑看来,都是理所当然。“政府部门履行兜底保障的职责,但‘丢给政府’这样的导向并不好。反过来讲,政府也不会不管她。放任下去,只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隐患。”
2019年11月29日,两部未成年人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结束。
在村支书蔡小燕看来,罗妹姑的心地是善良的。她虽然屡次劝解管教罗妹姑,但罗妹姑从不敌视她。去年7月,罗妹姑回家时给她带了十个粽子,打电话告诉她,钱已经付好了,你回来的时候就拿回家吃。
“我听了很感动。娃还是懂得感恩。”蔡小燕说。
今年春节,罗妹姑不打算回家了。她带着我去看爷爷罗天银。
她抱着一只乌鸡回去,忙着下面条、杀鸡、剁鸡、炒鸡。休息时,爷爷罗天银就坐在一旁数落着孙女,前几天村支书有没有找你谈?谈了之后怎么还不改?
▲罗妹姑在家杀鸡. 新京报记者 王昱倩 摄
鸡炒熟了,罗天银把伴着鸡肉下锅的肥肉挑到自己碗里,鸡肉夹给我们。不一会儿,他就说自己吃饱了,出去晒太阳。罗妹姑垂着头,用筷子扒着饭,快要哭了。
她说,爷爷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她的人。“刚刚我应该把肥肉切薄一点。”罗妹姑说,“他一口鸡肉都舍不得吃,都给我们了。你的碗里不要剩下鸡肉,否则他会偷偷把你剩的吃掉。”
最终,罗妹姑担心爷爷身体不能吃过多油腻,暗暗把肥肉用纸包起来,全都喂了狗。
(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罗妹姑为化名)
值班编辑 花木南 吾彦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