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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业绩考核、激烈竞争后,年轻人在做些啥

2023年9月25日 来源:澎湃新闻

实习生 方思文 巫濛晰 丁冉 李明浩

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责编 彭玮

早上七点,窗外已经变成白昼,星星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双脚还泡在早已变凉的水里。

开始泡脚是凌晨两点,但星星浑然不觉。她刚从一所大学的动画专业毕业,独自居家办公。因为总是久坐,与电脑打交道,她逐渐失去了对时间流动的感知。

她在网上刷一个名为“轻体力活探索联盟”的豆瓣小组,组里会交流一些工作心得。“轻体力”的职业包括咖啡师、园艺师、发型师、旅拍工作者、超市店员、保安、修理工、家政人员等,与生活贴近,看上去有弹性、可以让疲劳的大脑休憩、喘息。

小组里,有一个帖子说,在小超市里上班,能把临期的牛奶拿走。星星看得心动,于是迈出了求职第一步——问家门口的便利店店长要联系方式。

一些工作给人造成的“异化”,就像螺丝钉给拧进了螺孔。各个“螺丝钉”之间还要嘈嘈切切、激烈竞争。像星星一样,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退出。

“长衫”既不好穿,也不好脱,较为实际的做法,可能是先把它卷到腰际。在这个小组里,一些年轻人正在思考自己究竟应该作何打扮,以及脱离了高度竞争的职场环境,他们又该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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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均来自视觉中国

寻找轻体力活

这个豆瓣小组里也不完全是从“脑力”战线上逃离的人,有些经验帖里会表露更多体力活辛苦的细节。

莹莹就干过好多份体力活。她絮絮道,自己学历不太好,找不到脑力工作,身体也不好,特别累的活儿不能干。她加入小组的主要目的是在这里找到真的“轻”体力活。

她在小组发帖称,当店员、在幼教机构打工没有休息日,也不给交社保;有的要风吹日晒,有的要被老板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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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便利店打工时,一直蹲在那儿写表格,“要给物品做表格,一样一样地记录它们的生产日期”;一家店里几个店员轮班,上一个同事填得不认真,她就要收拾烂摊子;到了夜里,有的人喝得烂醉跑来店里,找她搭话。

莹莹还在美容院里给人做过面部清洁。给一些顾客做着,就过了下班时间,这种服务耗时很长;而老板轻飘飘地说,“你回去也没什么事儿”,这让她窝火。

但她同时觉得,自己没有太多选择。

看上去有选择的脑力劳动者,会在窥探“轻体力劳动”时自我怀疑一下。余凡原先的工作需要她飞去全国各地出差,据她的讲述,后来领导希望她去总部工作,给租房子、涨工资。她选择辞职“家里蹲”。即便如此,余凡还时不时寻思:“是我能力不够呢,还是这工作真的超负荷?”

之前的生活,她每天睁开眼睛就在回复信息,吃着饭、锻炼着、开着车,都要回复信息,都是一些层层上报、沟通解释的活儿。她光是听到微信通知的声音就很烦恼。

李希刚毕业几个月,大学读的是信息管理。她说:“我很讨厌……那种人情维护啊,还有人际交往啊,还有团建。我是个I人(发源于MBTI人格测试,指较为内向的人)。对于E人(指较为外向的人)来说,社交是充电的,对I人社交是漏电的。”

她已经想得很远。如果她要当一个搞软件的程序员,就得追求晋升,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情工作。有人主动“指导”她,这个社会就是这样,这样做才是正确的,才能走远——比如,汇报工作要“展现自己的能力和思维”。她想,“有的人可能抗压能力很强,可以先忍着,一边忍,一边去传递自己的观念。”她放弃了,

她想当个坐值班室的保安。

徐云当过一段时间的文案:“每天都要出很多点子,要开早会,但我不是一个能一直噼里啪啦说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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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她换了一个只需要管理档案的行政工作。徐云欢快地说,这个工作“沟通非常高效,就是上头交代你做什么事情(你就照做)”。

当我们谈论起工作对人的损耗,想象到的往往是人变成机器,庞大的生产秩序决定流水线上的个人按部就班地运转。

但是,如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所指出的,现今是一个主体性与肯定性过剩的时代,在特定社会关系的作用之下,劳动者正在变得像抽象的资本一样,锱铢必较、分秒必争、“多多益善”,追求无限提高自己的工作表现。这种过度自我鞭策的主体性终会给人造成倦怠感。

逃离赛场,去见具体的人

如果剥离了业绩考核、激烈竞争,同事间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

离开广告业的卡卡,去了一家大型连锁运动品商店做店员,现在见了保洁阿姨和电工会互相打招呼。卡卡记得,从前三四百人的互联网公司,在会议室里遇到不同部门的同事,都只有面面相觑。

跳槽之前,她在看似多元的大城市里,一直没找到能融入的社群。卡卡还很喜欢美剧《老友记》,为了买它的衍生小说,加入过一个《老友记》爱好者群,这群里一直有人聊天,卡卡偶然插入一些话,但“也没有跟谁特别建立什么联系”,这个群从来不组织线下聚会。到运动品店打工之后,她愉快地发现,部门会议会带上一些运动的环节,比如买球拍的部门,会相约下班后一起打球。

“你可能会觉得,进一家公司,打上了网球,至于这么开心吗?”她说,“前几年,我时不时想接触一下网球,发现出去租一个场地、买一个拍子、找一个搭子,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她感到现在的工作里,店员会有一些自主权,“管理你的货架、你的生意,要考虑清楚把这东西放这地方的理由是什么”,只是出货的时候,需要不断地弯腰。在此工作十几年的同事提醒她小心腰肌劳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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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卡发现,现在这份工作也要做数据分析、做PPT,薪水差不多隔年才能涨一次。

五六年前,卡卡还在一所二本大学读广告专业的时候,“整宿地熬”。她想证明自己。

那时候,班上大约一半人参加各种广告比赛,大家都熬夜,默认这是广告业的普遍现象。她也得过几个奖。不过她说,不是含金量很高的奖,不值一提。

临近毕业,卡卡一边怀疑又一边安慰自己,“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工作技能,反正自己好像还是能混一口饭吃”。

她没有什么怨言地接受了继续熬夜:“一家名声还行、口碑也还可以的公司给了你一个机会,你肯定不能遇到一点情况马上不干了。”

卡卡对我们描述了自己辗转几个大城市的工作经历:第一家入职的公司规模太小了,小到“不是特别需要品牌”,带她的领导也不专业,她选择了离职;第二家公司里,几个同事轮流在她面前说别人的坏话;第三份工作,去了一家游戏公司,总是八九点下班。

真正击溃她的是这么一回事:领导没有给她升职,给她邻座的同事升职。卡卡也涨了薪水,她心里想的却是,涨薪“可能更多的是苦劳,我是不是在同组的人眼里挺蠢的,来了这么久还没有升职,感觉自己越干越不行……”

卡卡离开这一行去当店员,身边的朋友不全理解她,有的人觉得,店员是“年纪大或没有技能的人”做的,要不就是大学生兼职,打这份工“能收获什么?”卡卡听了,心里不好受,缓了一会儿。

她偶尔还想回广告公司工作。她想,要是不谋求升职的话,也不需要那么加班,但她又怕自己重新“想多”,以前争取头几名的念头再回来。尽管她其实很少料想升职加薪能带来的改变。卡卡说,自己是一个秉性悲观的人,觉得涨薪也无助于她在大城市置业安居。

你“摸鱼”,我也来

王瑞算是卡卡的同事,在这家运动品商店的另一家分店打工,不过他是兼职工。

王瑞活得像蝙蝠侠,晚上离开运动品商店,时常独自骑小电车,孤独地在生活的二线省会城市驰骋十几公里,去一个24小时健身房里“撸铁”,直到午夜。他喜欢深夜空无一人的健身房,因为“没人抢器械”。

他也大学毕业不久。当年的专业是父母填的,他虽不理解,但拧不过他们;他读了分数线不高、但听上去很稳定的专业,进了不忙的单位。“我睡五六个小时,就完全不困了,上班、去健身房,其他时间我闲得像快要退休一样。”他说自己的爸妈,在单位里一辈子,他怕自己和他们一样“待傻了”,于是去运动品商店打工。

要是回到从前、恢复到少年的心气,王瑞说,他可能倔强地填自己感兴趣的计算机专业,但现在他又发自内心地觉得,父母的安排是正确的。他们替他打听过,计算机这东西“学出来很难”,可能到大城市去打拼一段,留不下,也就回来了。

王瑞不喜欢从小生长的省会城市,但目前也“出不去”。

他想起上班的头一年,还用业余时间自学编程,接过外包的活儿,但不是总能接到。在“程序员客栈”之类的接活平台上,其他人都是从业多年,有大厂里的前端后端经验,“跟他们比,我连毛头小子都不是。”

他去了运动品商店打工,一些同是兼职的同事,“好多是本科生毕业,在考研、考编”。王瑞想,自己的情况还是好一点吧,有份保底的稳定工作。

这样夜以继日地打两份工,小王一度每月能挣一万多元,在当地属于中上收入,但他不想在三十岁之前结婚。他最近想再发展一个业余爱好,加入豆瓣上另一些兴趣小组,学当木匠。

有的事他并不喜欢,比如单位里的一些“潜规则”,但目前也只能接受。从事一个稳定、收入偏低的工作,也就不主动承揽什么责任,虽说要求24小时开机,负责机械的维护,但有时候一些报告故障的电话打进来,他不搭理,就拖延着。他想,比自己资深、工资高的技术员会去修,他们才是第一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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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云的这份工作非常安静,办公室里的人交集不多,不用说多少话。她一度很满意,总是头戴耳机,自顾自地听书。大家都戴着耳机读书、刷剧,互不干扰。

但她发现,这办公室并不算一个集体,而隐隐有一种互相监视的气氛:“他们会盯着你,你干活我也干活,你摸鱼我也不干。”遇到这种情况,她会心里默念:“他(指同事)不存在,他不存在……”

迂回的路

如果从事“轻体力劳动”并非一时兴起,势必折入不那么理想化的现实。

余凡辞职不干之后,本打算好好休息两三个月,但“人比较焦虑”,于是提前找了几家咖啡店面试,感到并不理想。她分析道:“他们那些兼职,也是要一天八小时。”又想,她原先在工作中找不着的价值感,换一份“轻体力”也不一定能获得。她刷到过一个帖子,是有人在超市做外卖分拣,因为跑得慢被老板骂。

不过,她还是指望着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不需要跟人沟通协调。”

徐云说,自己的个性就是不能长时间地工作:“我没有很持续的动力。很多公司给一点钱,就把我拉到一个非常内耗的状态。我想找一个,尽管钱比较少,但状态比较平衡(的工作)。”

她觉得现在的行政工作是“轻体力劳动”,但也还有一些遗憾之处,包括上下班路上要吸入汽车尾气;而且,总是重复做同一件事,不能出错,“工作久了,哪有不发疯的呢?”

关于未来,徐云比较现实的设想是,去山里做一个民宿,或者开农场。

她真正乐意幻想的是,独自去山里耕种,更具体些,等她老了:“什么豺狼虎豹完全不怕,我一个老太婆整天提着柴刀……”

一个曾经的设计师美嘉说,她回忆起从前的生活,还感到非常痛苦,“每个楼层我都哭过”。不管同事们懂不懂审美,每个人都能插一脚,提修改意见,好像她是“一个会photoshop的工具人”。另外,令她沮丧的是,地铁里的大幅广告上能嗅出人工智能的气味,那是真正的机器在抢她原先的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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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改行当了宠物美容师。“(宠物美容)起码是一门手艺,未来空间也很大,人力缺口也很大。”她说,“就算歪打正着。现在这个行业,比设计行业好,设计行业都在走下坡路了。”她很难想象宠物美容的手工活能被人工智能取代。

一些人“抛弃”竞争之后,无缝衔接着新的追求,也可能怀有一种浪漫的热望。

山雨出生在偏僻的乡镇,在大学毕业、等待入职的间隙,她一边在晚托班带小孩,一边在快餐店打工,为的是存钱到她没到达过的大城市看一看。

山雨学的是日语专业,结束了这段兼职生活之后,回到故乡所在的省份,去一所高中当老师。她常在想着,等到攒一笔钱,要不再去大城市,要不去国外——也许去日本,“学了这么久(日语)”,读过这么多书;也许去一些北欧国家,据说那里“人跟人之间有距离感,没那么‘卷’”。

山雨有一个不断更新读过书目的豆瓣主页,勤奋地啃了一些难读的“大部头”——她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们,读大学时在招聘软件上投过十来份简历,“包括当校对的”,有的已读不回,有的岗位后来显示“停止招聘”,还有稍微好一些的,回复说:人招满了,“你不合适”。

她有一种想法是,过些年有些积蓄,再到“出版公司比较多”的大城市,一边当实习生,一边打工养活自己,看看能不能进入出版业。

(文中受访人物皆为化名)

本期资深编辑 周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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